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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当兵变的特点和历史地位

来源: 陇南日报  作者:   2009-06-11 09:07  编辑: 杨晨雨


  夏建华

  编者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陇南市“两当兵变纪念馆”被中宣部公布为第四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为了进一步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更好地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用,更加深入地开展群众性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本期文化陇南编发《两当兵变的特点和历史地位》,以激发爱国热情、凝聚人民力量、培育民族精神。

  1932年4月2日,习仲勋、刘林圃、李特生、吕剑人、许天洁等同志以大无畏的革命胆略,组织和发动了震惊陕甘的“两当兵变”,写下了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这次兵变不仅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对习仲勋个人的一生而言,也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和新的起点。由于它发生在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围剿”革命根据地的严峻时期,又有其自身的主客观条件的影响,探讨“两当兵变”的特点和历史地位,无疑有助于深入研究习仲勋同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领导的武装起义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中共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武装起义,另一类是中共领导的以国民革命军中革命化士兵为主体的武装起义,“两当兵变”属于后者。

  “两当兵变”是中共在大革命失败后尤为注重兵运工作的结果。1929年到1930年秋,当时的中共陕西省委按照党的总方针,先后秘密派遣李特生、李秉荣、习仲勋三人到杨虎城第十七路军警备第三旅二团一营开展兵运工作,该部驻防地是陕西凤县、甘肃两当、徽县。随着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遵照上级党组织指示,以见习官习仲勋、连文书李特生、连副李秉荣为主的地下党员,在警一营秘密成立了党组织,并开展了积极有效的革命活动。在陕西凤县,习仲勋利用在国民党军队任见习官的公开身份,用一年多时间,采取个别串联、散发秘密传单《告士兵书》、《告全国同胞书》和书写、张贴标语等形式,鼓励士兵向长官清算伙食、被服、军械等经济账,争取实行经济民主,捍卫士兵权益;反对长官打骂士兵,争取实行政治民主;教育士兵不要迷信命运,通过斗争翻身求解放,直至公开打出拥护红军的口号,成立“红军之友社”。由于习仲勋同志的教育、鼓励和组织工作,以及其他同志的有力配合,所以才具备了“两当兵变”的条件。

  党的坚强领导是“两当兵变”成功进行的首要条件。党的领导贯穿于起义的全过程。在大多数士兵的觉悟有了提高之后,习仲勋等同志审慎物色对象,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半年后,党员发展到三十多个,在二营的各连建立了支部”(习仲勋语)。之后,经中共陕西省委同意,警备一营秘密成立了营党委,党委书记先是李秉荣,再李特生,后习仲勋。到1931年冬,各连都有了党的骨干分子,排长、班长大都是共产党员,少数不是党员的,也是革命的同情者。只具备革命火种和革命积极分子的队伍还不是一支准确意义上的革命队伍。要把旧军队改造成能担当起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军队,还须具备远大的革命理想与抱负。警备三旅二团一营系杨虎城收编的西北民军头子甄士仁的土匪队伍,成分复杂,军纪很坏。习仲勋为了把队伍改造成革命的有生力量,在严肃军纪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经过习仲勋等人的努力,一营军纪严明,基本上能与当地民众和平相处,尤其与当地回民关系很好,对清真寺从不侵犯,有群众惊奇地说“这支队伍咋不像国民党的军队”。在民众中,习仲勋积极稳妥地发展革命骨干分子,最大限度地争取中间力量,维护民众利益,扩大革命影响,赢得了广泛的支持。

  “两当兵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胜利。“两当兵变”从运筹策划到组织发动,在坚持党的正确领导的前提下,始终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盲从上级指示,避免了武装起义功败垂成。1931年秋,陕西省委派焦维之同志巡视工作,曾商量举行兵变,习仲勋等同志“估计(革命)力量太小,兵变后打不出去,遂作罢”。同年初冬,部队开驻陕西凤翔,“省委派李杰来巡视工作,又力主兵变,我们因条件尚未具备,反对了这个意见,没有实行”(习仲勋同志解放初谈“两当兵变”——陕西省档案记录)。1932年3月,有消息从国民党十七路军总部传出:驻军陕西凤县、甘肃省两当县警备一营要和在甘肃徽县的二营换防。一营官兵大都是陕西乾县、礼泉县籍,换防徽县将意味着他们离家更远,官兵抵触情绪很大。营党委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认为:兵变的时机已经成熟。

  1932年3月下旬,十七路军警备三营营部文书、地下党员刘书林根据营党委指示,向当时的中共陕西省委汇报,陕西省委同意营党委意见,适时举行兵变。省军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刘林圃、张克勤到达凤县的当晚,召开了营党委会议并传达了省委关于举行兵变的指示。会议决定:刘林圃协助营党委领导兵变,时间定在部队换防中。根据习仲勋同志1956年11月6日给两当县人委文化科副科长虎志道的信中说:“原计划到徽县后起义,行至两当,因为士兵的革命情绪十分高涨,遂于当晚十二点举行兵变。”兵变后将部队拉到陕西省旬邑与刘志丹部队会合,行军路线由刘林圃负责决定。

  “两当兵变”未能实现与刘志丹部队会合的目标,是因为缺乏开展游击战的经验。习仲勋同志在1956年11月6日的信中说:“那时,兵运工作是艰苦的,兵变后游击运动也是艰苦的,既无经验,又是星星之火,很容易失败”。兵变后,在召开的全体起义官兵大会上,刘林圃代表陕西省委给战士们讲话,宣布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任命许天洁为支队长,习仲勋任队委书记。任命吕剑人、高瑞岳、许天洁(兼)为一、二、三连连长,左文辉为三连副连长,并提升几个原班长为新任排长,一支新生的革命武装组建而成。兵变队伍从两当县城出发时,仅靠陕西省委特派员刘林圃身上带的一张教科书上的地图标识,向陕北方向前进,战士们的装备仍然为杨虎城警备旅的装备。实际上,杨虎城已向西北各地的正规军和民团下了通令:围住兵变队伍。部队从两当县太阳寺整编出发后,先后和国民党的军队、民团作战10余次,部队前进充满了艰险。就在习仲勋、左文辉侦察西南公路守敌情况时,部队在岳御寺被土匪王结子包围,终因双方力量悬殊,部队长途跋涉、疲劳行军,加之战士多为陕西乾县、礼泉籍,思乡情绪和低落士气占了上风而被打散,使震动国民党甘陕当局的“两当兵变”惜败于极有希望与刘志丹的陕北红军会师之时。

  “两当兵变”是一次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的革命暴动,其目的是为了壮大陕北红军的力量,开展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首先,“两当兵变”在分化反动势力、鼓舞革命势力,扩大红色区域,策应刘志丹开辟陕北苏区的斗争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具有重大影响。“两当兵变”成功的将国民党军队中三个连200多名士兵改编成革命武装,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两当兵变”震惊了陕甘反动当局,他们调兵遣将,围追堵截,妄图一举消灭刚诞生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先后同国民党军队、民团、土匪进行大小战斗10余次,同时,打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部署,有力地支援了陕北的斗争。起义部队在习仲勋、许天洁、吕剑人、左文辉等人的指挥下,转战陕甘地区,牵制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减轻了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压力,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起到了有力的配合作用。其次,“两当兵变”为我党建设人民军队,改造旧军队,创建和扩大革命武装,提供了丰富经验。习仲勋在解放初谈“两当兵变”时说“两当兵变是比较完整的兵运工作”。国民党第十七路军警备第三旅二团一营在两当兵变前,同一切旧军队一样,是一支反革命军队,是保护地主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镇压工农革命的工具,这就是它的根本性质。习仲勋在这个军队中,利用合法身份进行“非法”活动达两年之久,也掌握了这个军队的特点,它的士兵绝大多数是穿军装的农民,是受压迫和剥削的人民群众,反动派强迫他们为剥削者和压迫者服务,这就是旧军队中的矛盾。习仲勋同志从旧军队的这个实际出发,摸索了一套改造旧军队的经验,其主要的就是利用矛盾,变非法为合法。例如推荐共产党员和具有革命思想的士兵担任连、排职务,在兵变前开展严格的政治思想教育,同时吸收一批思想坚定、作战勇敢的优秀工农分子入党,壮大了党组织的骨干力量。最后,“两当兵变”为陇南乃至甘肃地下党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两当兵变”唤醒了陇南人民,鼓舞了革命斗志,播下了红色的火种,使贫苦人民认识到了翻身求解放的道路,懂得了为什么要革命和怎样革命。“两当兵变”也锻炼和培养出了一大批革命骨干。那些坚持革命到底的共产党员,没有屈服、退缩,他们吸取了沉痛的教训,分别在各地寻找党的组织,勇敢地投入了新的战斗;有的被捕后,坚贞不屈,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两年多的兵运工作使我们看到了习仲勋同志的军事政治思想和卓越的组织才能,锤炼了革命意志,坚定了革命信心,为他成长为一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奠定了实践基础。

  “两当兵变”77周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告慰革命先列们的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开创的伟大事业正在不断推向前进,他们孜孜以求的美好社会理想正在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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